姜圣瑜
内容提要：作品是记者最好的“身份证”，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我是记者”。记者之所以成为记者，就是因为你写的结果，正因为过去的“写”，所以才有你今天的“在”！
本文从杨澜写的一本自传体书的书名“我问故我在”说起，问的背后是思考，从而说到“我思故我在”，再到“我听故我在”，最后作者生发出第四句话：“我写故我在”。文章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我问故我在
“我问故我在”，这是中国做传媒较为成功的杨澜写的一本自传体书的书名。
记者通讯员都深知采访的重要,新闻学上说，七分采访三分写作，笔者总结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要说九分采访，一分写作。采访中又数提问最难，问什么问题，怎么提问，不仅是个技巧问题，更是一个记者水平、学识的体现，正如《人民日报》原记者部主任丛林中所说，“记者一开口，便知有没有（水平）”。
有人说，一张报纸办得如何反映了总编的水平，一篇稿件写得如何，反映了记者的水平，这句话不无道理。记者的水平最先体现在提问当中，正因为如此，有追求的记者总是在提问上作精心的准备。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奥莉娅娜·法拉奇，当年为了采访邓小平，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各种资料，目的就是为了提出更好的问题，采访到更好的材料。一位美国记者为了采访朱镕基，曾准备了100多个问题。因为问得好，所以能在采访时抓到材料，写出精彩的华章，所以说“我问故我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提问是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在不断发问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接近真理。他把这种不断发问以探求事物本源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
作为记者，问题问得越小、越具体，记者的水平越高。“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提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是记者没有水平的体现。有些记者、通讯员采访时，只会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没有水平的体现。真正有水平的记者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当中，一个小孩被废墟埋了四五十个小时，救援队员在救他过程中，他非常乐观，一边唱着歌，一边跟救援队员对话。在歌声中这个小孩被救出了废墟。
有家电视台记者把话筒伸到小孩面前问：“你这时最想的是什么？”
小孩说：“我这时候最想我的爸爸妈妈。”
电视台记者追问了一句：“假如你的爸爸妈妈死了呢？”
小孩“哇”的一声哭了，哭得很伤心。这位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就没水平。
“你最想的是什么”，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假如你的爸爸妈妈死了呢”，这是往小孩伤口上撒盐。这个记者的提问就是没水平的体现。
当然这个记者并不能代表电视台的水平，电视台有水平的记者很多。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焦点访谈”、“对话”栏目的记者，在采访中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曾经在2003年的5月与北京的新任市长王岐山有过一场“面对面”。这是在非典的背景下，前任市长孟学农因为控制不力引咎辞职后，新任市长王岐山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二王”的这次“面对面”，格外引人关注。新任市长能不能控制住非典，怎么控制非典，是全国观众十分关注的问题。“二王”这次半个小时的“面对面”中，王志总共问了64个问题，每个问题都非常具体，切口非常小。后来有人解读这64个问题，每个都问得十分精彩。在这里，我们引用两个问题，来看看一个记者的水平和一个政治家的睿智。
王志问：“人们都说，咱们北京的这个春天是在戴口罩中度过的，市长，您看窗外柳絮绿了，桃花开了，夏天就要来了，我们还会在口罩中度过这个夏天吗？”
王岐山答：“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做预言家。”
王志又追问了一句：“这回您就预言一次试试看。”
王岐山回答说：“那就请听下回分解了……”
回答完了，采访也到此结束了。
这个问题问得精彩，答得也很巧妙。王志成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是他提问的结果，我问故我在。
采访学上讲，要做采访前的准备，说白了就是准备问题，见到采访对象问人家什么问题。写《四人帮传》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一篇文章当中讲了采访陈伯达的经过。陈伯达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叶永烈就在北京采访陈伯达的亲戚、家人、朋友，做了很多外围工作，后来陈伯达终于勉强同意采访。叶永烈为了这次采访做了精心准备，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见了面怎么称呼他？称呼他“伯达同志”不合适，直呼其名“陈伯达”不尊重，“陈老师、陈先生”不妥，最后称他为“陈老”，因为陈伯达时年84岁。
第二问题是，第一句话说什么？叶永烈煞费苦心，说“我在1958年就见过你！”这句话引起了陈伯达的极大兴趣。叶永烈解释说，当年陈伯达到北大演讲，叶是北大的学生，陈伯达普通话讲不好，就用闵南方言演讲，台下的听不懂，于是带了一个翻译。叶永烈说，你是中国人到北大讲演时惟一一个带翻译的人。
第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叶永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当上主席秘书的？”虽然陈伯达后来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但他对自己能被主席看上，当秘书还是很自豪的。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当年的往事。
这里的“问”，我理解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学问”。问的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向书本学习，向采访对象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这是江泽民同志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希望。记者要时刻警惕“本领恐慌”、“知识恐慌”。记者肚子里有了学问，问出来的问题才有高度，有深度。
2008年的两会上，吴小莉对温家宝总理有一个提问：上届政府曾经经历过两次令全球华人为之牵挂的突发危机的发生。5年前，新任总理的您经历了“非典”危机，人们还不知道您当时的心路历程。5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南方冻雪灾害，人们又看到您走在抗击雪灾的前线，这场雪让您感受到了什么？未来5年您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温总理回答说： 5年已经过去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这一问一答都非常有水平。
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作为新闻工作者更要成为学习型记者，惟有不断学习，获得与时俱进的理论智慧，才能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我问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
“我问故我在”并不是杨澜的原创，是她借用了17世纪欧洲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一位哲学家的成功秘诀，我想也应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思考与提问，是记者必备的两个基本要求，作为新闻工作者，提问需要思考，思考为了提问。有的记者在采访中为什么问不出问题，或提不出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思考得不够。鲁迅说曾经过，临场结舌，不是没有时间想，而是有时间时没有想（大意）。这句话一针见血，有些记者平时东奔西走，就是没有静下来好好想想，思考一些问题，所以采访时提不出问题来。
“见别人之所未见，思别人之所未思”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总结他成功的体会。思考，说白了就是对各种信息、素材进行整理的脑力劳动，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是各种信息在头脑里碰撞产生火花的过程。思考要有学养作支撑，正像电脑一样，如果没有软件，任何数据也无法进行处理。学养，是一个人各方面的知识造诣，思想水平，品德修养等综合素质的反映。各人的学养不相同，思考的结果也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完全两样，古诗云：“一树梅花万首诗”。同样一个新闻事实，各人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如古人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鲁迅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理解：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闻秘事……”虽然新闻报道与文学作品的表现形态有异，但隔行不隔理。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当年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时，有篇报道曾透露了他在成功背后的努力：“对于知识，他总是有一种危机感。他认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只有不懈努力，才能不被时代抛弃……他买了法学中的《侦察学》、《证据学》，目的就是为了从中寻找启发，开拓记者调查研究的思路；读《三国志》中曹操给孙权３０字战书，他立即联想到短新闻的分量；看绘画方面的书，他联想到新闻摄影。”这段话告诉我们，南振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一个有思想的记者从来不计算一生写了多少篇稿件，而盘算着自己提出了多少思想观点。
“高度决定影响力”，这是《南方日报》前几年提出的观点，“高度、贴近、开放”是《新华日报》提出的办报理念，两家省级党报不约而同地把高度放在突出位置。由此可见，高度是构成党报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元素。报纸的高度是由一篇篇报道奠基起来的，没有记者的高度就没有报纸的高度，记者的高度又取决于思考的深度。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曾在上海谈到采访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经历。开始几次她约访董建华都没有同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吴小莉把约访函交给董建华，他看了以后同意了。董建华对吴小莉说“我收到过很多约访函，你们那个提纲，高度在这(手势过头)，别人的提纲高度在这(手势及胸)。” 吴小莉就此谈体会说，“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有机会，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做记者知道目标在那里，就要富有创造力地去执行，朝前走。”（见《报刊文摘》2007年8月31日）有些记者总是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机会不多。吴小莉成功告诉我们，记者的机会与思考有关，老天爷给每一个记者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有些记者没有抓住这些机遇，而让机遇白白地流失了。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受众对新闻背后故事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每天专注于上网阅读新闻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枯燥和简单，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显示屏的背后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历史穿透力。
古人画画有三种境界“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笔者认为这篇评论达到了给人“又惊又喜又思”的效果，所谓“惊”，看了评论后，人们会说“真想得出来”；所谓“喜”，读这篇评论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所谓“思”，评论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许多的思考……“田”字的独特见解，足见作者思考的深度，思考的力度，思考的高度。
有句话说得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朋友无数，朋友无数不如自己去悟”。套用这句话来说新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要脚踏实地去采访，走出去；“行万里路不如朋友无数”，就是要交朋友，朋友多了信息就多；“朋友无数不如自己去悟”，这是关键，就是自己要去思考，要有悟性。
我思故我在。
我听故我在
听，是记者采访中的另一个基本功。
记者，记者，顾名思义就是记的人，故此,有人说记者的功夫在笔头上,其实一个记者文章写得如何，功夫不仅在笔头上，而是在耳朵上。据此，我要说，我听故我在。
先从两件事说起。一次，我和一位记者去一个单位采访，被采访对象讲得头头是道，讲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和理念，也讲了许多许多的事实，随同去的这位记者好像什么都懂，人家说到哪里，他也跟着讲。看上去，现场不是在采访，而像是两个人在讨论问题。
但是稿子写出来一看，却与当时精彩的现实语境大相径庭。补采访对象讲的很多新观点、新材料、新事例都没有写上去。看到稿子后，我就反复琢磨：人家讲得那么精彩，这位记者好像也很理解了，为什么写出来的稿子差距这么大？我想问题也许就出在“听”字上，当时这位记者只顾着跟补采访讨论，发表自己的高见，而忘记听人家讲了，没有认真听，也就没有认真记，临到自己写稿子时“抓瞎”了。由此我就想到，记者首先是个“听者”，且慢发表“高论”。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记者讨论稿件，大家的思维在碰撞中碰出火花。某篇稿件的起首，我们设想了一个共认为比较好的导语。执笔记者当时也认为很好，还大大夸赞了一番。但拿出稿件一看，导语大大打了拆扣。如果说，大家设想的导语是10分的话，他只写了3分，7分变了味。我就在想，是我们的导语不好呢，还是他没听进去？后来我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对方支支吾吾，另外的同志却把导语重新描述了一遍，这时他才认真的记下来。由此我就想到，记者首先要是“听者”。
类似的事例很多。许多人因为抓不到题材、听不到观点、找不出新意而苦恼，他们往往埋怨被采访对象“不能讲”、“不会讲”、“不擅讲”……其实如果反问自己，没有认真听、仔细听可能也是重要原因。故此，笔者认为记者不仅要有“新闻鼻”也要有“新闻耳”。
人,只要不是有失聪之症，都具有“听”的功能。听,是人了解身外世界的重要手段。听“谁家玉笛暗飞声”,听“八月秋高风怒号”,听“两岸猿声啼不住”,听“夜半钟声到客船”……但记者的“听”与一般人的听不一样，作为一个记者要有政治敏感，新闻敏感，笔者认为记者还有具有耳朵敏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者的新闻敏感来自于耳朵敏感，耳朵敏感在于“吃新”。
记者不仅要有“新闻鼻”，更要有“新闻耳”。所谓耳朵敏感，就是表现在一种“吃新”的能力。在现实语境下，记者采访时，对新语言，新材料、新事实、新观点应该特别留意，听到这些新东西，不仅“走不动”，“离不开”，而且“记得住”。
农民朋友有一句俗话,叫“听话听声，听锣听音”，意思就是说你在听时，要注意分辨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倾听即全神贯注、全身心的投入到听讲话中去，不要心不在焉，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有些话看起来没用，其实话全听进去就会很有用。倾听要做到心无旁骛。有经验的记者在采访时会主动关手机，就是因为采访中接听电话会打断思路，从而影响了自己材料获取。
耳朵敏感还表现在兼听。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兼听就是要听各种意见。多听各方意见，不仅掌握了各方材料，更使得材料更丰满、观点更明确、故事更有立体感。有人“听见风就是雨”,失去自己的判断有人道听途说、听谗信邪,陷入听来的魔障。
听，也不是孤立的，记者采访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在听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听与想的关系。采访的过程实际是不停思考的过程。边听要边想，这样才是用心去听。全国著名的北京公交公司售票员李素丽有句名言，“做事用力去做，只能算合格；用心去做，才算优秀。任何普通平凡的事要做好是无止境的”。套用李素丽的话来说，采访、倾听、会听只是合格的话，用心听、边听边想才能称得上是优秀。想什么呢？要想一想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想一想有什么事例不清楚的，想一想有什么技术问题弄不懂的。把耳和心结合起来，把用脑采访和用心采访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完成采访任务。
二是听与记的关系。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的被采访对象大都层次很高，他们知识面广，在某个方面站在时代前沿，接受着最前沿的信息。在工作中，他们碰到的是新情况、新问题。听他们讲就等于接受了信息的雨淋，知识的启迪。把这些记下来，将会成为记者自己的财富。记者的积累就是通过一次次采访、一本本采访本奠定起来的。现在好多人都用上了录音笔采访，但现代化的采访手段还不能替代笔头的记录。笔头的记录会把听时的所思、所感、所想通过符号表现出来，对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首先是“听者”是个实践命题，是记者工作本身特点决定的，“听者”当好了，记者自然也就好当了。
我问故我在。
我写故我在
由“我问故我在”、“我思故我在”到“我听故我在”，我生发出第四句话：“我写故我在”。
作品是记者最好的“身份证”，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我是记者”。记者之所以成为记者，就是因为你写的结果，正因为过去的“写”，所以才有你今天的“在”，如果有一天你放下了手中的笔，作为记者你还“在”吗？！
2002年秋天，笔者随江苏新闻采访团赴江西采访，早晨6时到达南昌，一下火车，江西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说，孟建柱书记（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上午9时接受江苏记者的采访，从6点到9点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做什么？他提出三个选项供大家选择：一是在房间休息休息，二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转转，三是去游览滕王阁。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三项。登上滕王阁，导游告诉我们，多少年来，滕王阁毁了28次，但建了29次。滕王阁为什么一次次地毁了，又一次次地建起来了呢？答案与我们为什么一下火车就要赶来游览一样，就是因为有一篇千古流传的《滕王阁序》。站在刻有《滕王阁序》的画壁前，每一个人都被才子王勃的绝句征服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桑榆非晚”、“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试想如果没有《滕王阁序》，或者《滕王阁序》中没有这些绝句，滕王阁还会建29次吗？我们还会一下火车就直奔滕王阁吗？
我写故我在，关键要有毅力。据说，在麦当劳总部的墙上挂着其创始人雷·克罗克的座右铭《坚持》，“在世界上，毅力是无可替代的——才能无法代替他，有才能却失败者是蠢才；天才无法代替他，没有报偿的天才只是个蠢才；教育无法代替他，世界上到处是受过教育的废物；只有毅力和决心是无所不能的。”这段话揭示了麦当劳成功的奥秘，也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有很多的启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的梁衡说过“人的成就、成才除自我学习、努力外，还有机遇、环境、人际关系等外部条件，这就难免遇到坎坷挫折。这时惟有抱定目标，不为所动，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自己的事业大厦。具体说就是不要停下手中的笔，把每个字当做一块铺路石，不信脚下没有路。” 梁衡的这段话说的是记者“遇到坎坷挫折”时要抱定目标不要停下手中笔。在现实语境里，各种欲望释放，价值取向多元，记者面对各种诱惑，能否坚持不放下手中的笔，更是一些道现实的命题。
一位作家说过，“生活永远在别处，鲜花永远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我理解，记者的路是用笔写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写，才能不断出精品，才能赢得鲜花和掌声。
我写故我在！
（作者：新华日报编委、南京晨报总编、省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 |
